家庭失语与认同
移至第二段和解，它是电影整体叙事的收拢。我们依然能够以两个层面处理这段和解：其一，「家」的和解－不断斡旋于本作中的家庭认同问题；其二，两代间对身份认同的认知对话。何谓「家庭」(family)？将所有具血缘关系的成员聚集在一起并不叫家庭，那个聚会的场所也只是屋子(house)，而非家屋(home)。也许最关键的是，一个有可能超越法理、血缘的「认同」。
容我暂时跳至德国摄影家Thomas Struth 的影像作品〈Family Portrait〉5：Struth 向我们展示，家庭的定义可以是流动的，每张影像中的家庭组成皆十分殊异，观者可以试图从影像中找出不同文化、人种，甚至是每个个案都具有一套对于家庭的独特定义。当然，静态影像中呈现的是最终协商的结果，其内在驱力已然处于静止状态；反之，《美国女孩》向观众展示了一连串动态的辩证过程：全片不断出现芳仪、芳安、莉莉、宗辉（庄凯勋饰）四人的情感角力，每一场交锋背后的情感驱力亦有导演意欲处理的疾病、居住等子题外，皆能回归到家庭成员相会后产生的认同争执。父亲表面希望女儿体谅抱病的母亲，但实际上他的话语背后都有一句始终未说出口的潜台词：
「我希望妳们认同台湾，认同我们家庭的文化根源之一便是台湾。」
Thomas Struth〈Family Portrait〉。
这是片中没有说白的，如同莉莉与友人沏茶时，她也没有交代为何当初选择搬去美国。原因并非不可见，而是当叙事观点回归到阮凤仪作为女儿的视角时，许多「大人的理由」对孩子们来说就是无法理解，或不可理解的6。而父亲打骂背后没说的话，以及许多无法诉诸逻辑的争执桥段，其实就是典型亚洲家庭沟通中常见的失语症状。失语不断叠加，无法排解，唯一的可能也许是个体与自身的和解。
在《美国女孩》中，和解已发生在上述马场桥段，以及一个反转的《淑女鸟》(Lady Bird，2017) 时刻：
「那如果，妳妈妈已经做到最好了呢？」
回到最后的掏耳桥段，它再度彰显芳仪的情感认同，母女的和解，不单是家庭成员间争执的小结，更是身份认同的动态平衡与自我身份(identity) 的再出发。很快地，和解后电影迎来最后一场戏，是芳安的归来，原先饱和的情绪随着被推开的大门的反作用力，悬搁在门廊间，意犹未尽。
前行
认同的重量并没有减轻，而是随角色的成长逐能负载。从叙事到美术，从对白到声音，意义在作品中被填满，却不致发散，而是铭刻一段关于身份认同与家庭关系的私人往事。《美国女孩》除了是导演本人的告白外，更向外折射出属于台湾人的集体记忆，期以观众能够在片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认同，不论那是身份、家庭或文化的。
1 本文标题致敬《想像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中文版导读标题：吴睿人，〈认同的重量：《想像的共同体》导读〉，台湾：时报出版，1999。
2 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s，TCK) 由美国社会与人类学家Ruth Hill Useem 提出，指出在一种特殊的文化学习环境中，孩童因成长于非母国国家，成长过程中社会文化背景与原乡认同差异过大，导致孩童必须学习、适应非母国（非父母原生）的文化。而因不停流转于诸国的特性，导致孩童无法对任何一地产生认同，从而使其产生一种流动的液态文化接受模式。参见〈Adult Third Culture Kids〉(1996) . With Ruth Hill Useem in Carolyn D. Smith, Ed., Strangers at Home. Bayside, NY., Aletheia Publications, pp. 22-35.
3 在TCK 的讨论中，异地泛指非父母原生地之地区文化，该文化通常在TCK的状况中因个体需流转诸国而会是复数的。
4 事实上除了《美国女孩》中点出的反向压力，笔者更希望将《美国女孩》与《姊姊》并至讨论：在后者的叙事中便明确地处理了主角一家在美国面临的族群融入与社会互动问题。而导演在众多访谈中明确表示两部作品皆改编自个人真实经验，因此很可能可以将两部作品并置到同一个时空中讨论。
5 详见：Thomas Struth 〈Family Portrait〉。
6 撇除孩童视角，片中其实有给出一些线索。大致推断，以莉莉的年纪来说，当初决定奔走美国的台湾社会背景应属封闭解严后的台海危机时期，当时政治局势动荡，人民人心惶惶，加上过去白恐时期美援印象对台人来说普遍正面，因此有不少人选择前往美国生活（当然也有受到1979 年中美断交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