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谓「家庭伦理电影」的讨论中，冲突与和解的调度、铺陈及其象征几乎决定了一部作品的优劣。它可以是《海街日记》(Our Little Sister，2015) 以「死亡」为象征，先肢解后重构家庭成员关系的意象调度，或《一一》(A One and a Two，2000) 以实际发生的「事件」——片头婚礼及片尾丧礼——对照人物心境。而台湾新锐导演阮凤仪承继过去短片《姊姊》(JIE JIE，2017) 中出色的情感调度，首部长片《美国女孩》(American Girl，2021) 为观众带来更为庞大的，从姐妹吵架升级至自我身份认同（即第三文化儿童）与家庭关系的多重冲突与和解。本文将以《美国女孩》中的两个和解为论述核心，试图梳理芳仪（方郁婷 饰）的自我身份和解与芳仪及莉莉（林嘉欣 饰）的两代身份认同辩证，以期抵达导演自个人生命经验辐射出的移居、家庭与世代问题。
第三文化：芳仪、马术与移情
整部电影的母题，在第一场戏中芳仪、芳安（林品彤 饰）与莉莉的对话中便以明示：姐妹对台湾的身份认同薄弱，默认英文为母语；母亲虽也经历海外生活，但回到原乡时改回家乡语言。使用的语言差异揭示角色的内在观点，母亲因病回台、姐妹因母亲「滞」台。回与滞的差异引领我们走向本作后续反覆斡旋与辩证的认同问题，其中又以芳仪对美国（作为原乡）及台湾（作为他方）两地的矛盾认同拉出一条叙事支线。
片中对芳仪的刻画，属典型第三文化儿童(Third Culture Kids，后称TCK) 征候2，对美国的认同、在此建立的社会关系（千辛万苦透过网路传讯息给美国友人）及最核心的象征——对马术营及水花(Splash) 的想念——皆指向TCK 与社会的特殊互动关系：液态地接收异地3文化，不论时间长短，皆难以于某地「扎根」。该特性导致TCK 通常无法真正地对某地产生认同，并在每次迁移时产生巨大的不适应与移情状况。
这些铺陈，看似典型，与过往TCK 研究采取的口述访谈方法雷同，只是将文字转换为影像。然而，表述媒介的置换必然牵涉该特定媒介本身的媒材性：以文字来说，线性铺陈及大量叙述性语句能够明确地点出TCK 的身份认同问题；而电影中的表演并非来自叙事者自身，它要求一种理解，舍弃直接带领读者／观众抵达终点的直线叙事，而是转向共感，试图透过声音、非语言、表演等间接资讯为观众建构某种主体（以本作来说是导演）经验。
观众可以看到，《美国女孩》处理间接资讯上的细腻：声音表现完整，以流行文化建构声景（周杰伦《范特西》、蔡依林〈说爱你〉……等），锚定时空的同时使观者产生文化认同；场景与细节到位，芳安试图进入台湾流行文化（租借当时流行的《玩偶游戏》）、芳仪房间透露对美国的思念（布满马术营照片、手绘图像及纪念品），拉出后续与莉莉、同侪等台湾文化象征的冲突张力。凡此种种，在电影中有两个收束时刻，其一为本段意欲讨论的芳仪自我和解，其二为莉莉与芳仪的掏耳戏。前者发生在芳仪赌气，独自搭车跑去前段学校资讯课时与同学查到的台湾马场。就本作整体叙事而言，这整个桥段可以被归类在起承转合的转，衔接前段抛出的身份认同冲突并准备为后续的和解埋下伏笔。
然而，这整场戏又可以被抽离成一个独立的情感叙事，它是叙事母题的镜像：芳仪从美国回台，象征的是从熟悉文化（美国）抽离；而她跑去马场，是重返自我认同中的母国（美国）。互相对照，离开与回流，完成了芳仪这个角色的情感回圈；而这整场戏所引发的，是体认到镜中自我的颠倒必然后逐渐生成的认同：不论身处何方，我必然是文化的他者，但作为他者，我却在体认到自我身份的他者性后重拾一种液态主体的可能。电影并未描写芳仪在美国时是否面临文化他者的问题，但当她回到台湾，家庭、学校与不可见的社会正抛给她诸多压力：妳懂中文、父母是台湾人，但妳却是个「美国女孩」4。
质疑的声音在电影前段已然明示，而上述反向给予的认同压力，致使芳仪也对自身原先认同的「美国」产生怀疑。所以我们不妨也将马场戏视为一种确认，她正将自身受挑战，处于动摇的认同投射到马匹上，当马匹一次又一次地不接受辔头，她最终流泪、认清台湾的马并不是水花时，影像迸发的是强而有力、名为认同的重量。芳仪过去无法处理的问题一直存在，而这正是她选择接受并和解的魔幻时刻。如同《姊姊》最终两人和解，一起完成泡泡，《美国女孩》的芳仪也就此抵达了情感的动态平衡。